金善宝

—“麦”相承的金色人生

金善宝（1895年7月—1997年6月），农业教育家、小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献身农业教育与科研70余年，团结引领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带领团队选育“南大2419”等优秀小麦品种，率先采用异地加代的方法加速小麦育种进程；鉴定了全国5544个小麦品种，发现并定名了我国独有的小麦亚种“云南小麦”；主编出版《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中国小麦学》等经典著作。2009年入选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

他百岁的人生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他几十年如一日，宵衣旰食，呕心沥血，推动我国传统农学向现代农学转型。他深知，用人之道当其壮，科研事业需要一代代有志青年的传承，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他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寒门学子更是求学不易，因此他乐于助人，努力识人，善于用人，敢于放手。他爱学生，提携无数后学，深受学生们爱戴，却从不恋栈贪位。正如他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所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老年人要为新一代着想，让位给新人，新陈代谢在科技界也不例外。”

救亡图存师生情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大学农艺系教授金善宝将妻小安顿回老家后，毅然随校西迁，在重庆沙坪坝讲授作物学和麦作学等多门课程。当时，中央大学是日本战机轰炸的重点目标，一个月最高曾轰炸28次，即便教室被炸，师生们也在废墟上坚持上课，在民不聊生的年代，“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尽管待遇一落千丈，但他仍坚守讲台，与著名林学家梁希合住在不足9平方米的宿舍。学生们的情况则更加凄惨，买不起钢笔，只能用蘸水笔尖；买不起墨水，就自制染料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国难激发了金善宝抗日救国的爱国情怀，他更加潜心教学，师生们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在课堂上，除了传授农学知识，金善宝总是将前方抗战的消息讲给同学们听。东北农业大学余友泰教授回忆说：“金老师在讲话中从不用稿子，也不用鼓动性的辞藻，而是用极其朴素的语言讲出自己的感受和对学生们的要求，他不讲什么大道理，而是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来教育学生，他的讲话很激动人心，至今还历历在目。”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从武汉迁到重庆，金善宝在学校聆听了演讲后感叹：“共产党里真有能人呀！中国有希望了！”身教胜于言传，“七七事变”一周年时，金善宝为八路军捐款100元，到了秋天，又捐赠寒衣款100元，这200元的“巨款”震撼了很多学生的心灵，两年后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他给自家买的房子才花了150元。著名昆虫学家曹诚一回忆：“1939年，中央大学地下党通过学生救亡组织义卖《新华日报》，第一个用高价义买的，就是我们的金先生。”

中央大学里有很多爱国青年，他们从沦陷区穿过重重封锁，颠沛流离到重庆求学，希望学有所长、报效祖国，金善宝总是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半工半读的机会。原安徽农学院院长李洪模回忆说：“农艺系常有学生偷偷离校前往解放区，金老师总是不露声色地默许。我们在紧急情况下，常到金老师等有名望的进步教师家中躲避，金老师总是热情接待，关怀备至。”金善宝自己也曾计划去延安，但由于突发事件未能成行，得知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他立即筛选出最好的小麦品种送去。在新华日报馆的茶话会上，邓颖超当面对他讲：“延安收到了您送的小麦种子，同志们都很感谢您。”

在重庆，金善宝的课排得很满，除了校内课程还免费为四川省教育学院授课。由于没有教科书和讲义，他白天讲课，晚上在油灯下备课，长此辛劳，身体一天天垮了，背也渐渐驼了，虽然还不到50岁，却因为头发花白、走路拄拐而被称为学校的“五老”之一。有一次课前，他因胃病和营养不良严重便血，走出教室就一头昏倒在地，同学们赶紧将他抬回宿舍，还省吃俭用凑钱买了慰问品。养病期间，即将离校的毕业生邀请他演讲，他带病回到讲台，含泪嘱咐学生们：“不管今后的生活道路如何崎岖、如何坎坷，千万不要荒疏自己的专业知识，更不要放弃或改行！”世道多艰，字字铿锵，学生们流下了感动的热泪。日后，他们果然不负重托，相继成为农业科技和教育战线上的带头人，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惜才如金不拘一格

金善宝一生求贤若渴，为寻“千里马”不惜三顾茅庐。1939年6月，中央大学农艺系的大四毕业生鲍文奎还没有找到工作，正犯难时，从川北归来的金善宝对他说：“你去成都的农业改进所吧，那边小麦育种研究缺人。”原来，金善宝早就认定他是可用之材，为他四处奔走找工作了。1978年，中国农科院恢复建制，但很多人因为一穷二白的实验条件不愿回来。金善宝首先想到因创造八倍体小黑麦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的爱徒，说，“文奎不回来，我用绳子绑也要把他绑回来”，并写信劝说。鲍文奎接信后说：“金老叫我回来，那我一定得回来的！”他的回归也带动了一大批下放的科技人员返院。1979年，鲍文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每当谈及恩师，鲍文奎总是深情地说：“是金先生引导我走上了小麦育种研究的道路，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就，那都同金老的指导密不可分。”

浙江大学蒋次升教授在回忆录中写道：“1949年夏我留学回国，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战火未已。我回到家乡后即陷入困境，不知所措，迨湖南解放，忽得金老师来信，使我惊喜交集。他邀我即返母校任教，并附寄通行证、聘书和旅费，真是雪中送炭。更难忘的是当我抵达南京时，学校告诉我，金老师已亲自给我安排了住房，还买好了大米、煤球，这使我深感不安，内心的感戴激起我奋发工作的热情。”

中国农科院赵广才研究员在1983年的研究生考试中成绩名列第三，却因为没有大学文凭而落榜。金善宝了解到这件事后，认为录取研究生不能只看学历，还要看实际水平，不能以“学历不符合要求”简单处理。他在该生的材料上批道“自学成才，应优先录取”。后来，研究生院不拘一格录取了赵广才，他果然不负众望，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成为全国知名的小麦专家，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先进个人。

宋槐兴1955年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支援西藏，1978年才回到中国农科院。1982年评职称时，他未能晋升。金善宝了解情况后说：“他虽然是农业中专毕业，但在西藏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深入实际搞农业技术推广，有苏武牧羊那么长时间，很不容易！他还选育出‘拉萨1号’蚕豆品种，有一定技术水平，不能只看学历，要重视实际工作能力。”宋槐兴最终晋升高级农艺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曾说：“在我从事小麦远缘杂交刚刚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时候，在工作走向深入、开始小麦染色体工程研究的时候，都得到过金老亲切的指导、鼓励和教育。我虽然不是金老的正统学生，也没有跟随金老做过研究工作，但在我心目中，金老师是我最尊敬的恩师、学习的楷模。”

异地加代引路辟径

小麦的育种周期一般需要7～8年，甚至10年。“小麦育种周期太长了，一个人的生命有几个10年？”带着这样的感叹，金善宝根据我国地跨热带、温带和寒带的自然条件，提出了小麦异地加代繁育的大胆设想。

1958年，金善宝调任中国农科院后开始了在北方繁殖春小麦的研究。1964年，中国农科院在南京农学院成立小麦品种室，他带领研究人员开展试验，但前两年并没有成功。他又提出利用低纬度高海拔夏季冷凉气候的思路，并跋山涉水亲自考察，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又经过3年努力，他和助手们终于实现了一年三繁的夙愿。1972年，金善宝在《春小麦育种计划》报告中写道：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春性小麦，在北京春播，高山夏播（井冈山或庐山），南方秋播（海南岛或湛江），一年繁殖三代，基本上获得了成功。

杜振华1963年被分配当金善宝的秘书，两个人的办公桌面对面放着。见他每天都到办公室来，金善宝便说：“这里的事我自己会做，你不用天天到我这里来，年轻人还是到科研第一线为好，有事我会叫你。”此后的30多年里，金善宝对东奔西走的杜振华予以亲人般的关怀。一年冬天，在云南南繁的杜振华接到妻子疑患乳腺癌的电报却无法及时赶回，皓首苍髯的金善宝亲自探望，杜妻感动得热泪盈眶。通过加速世代，杜振华团结春麦组的成员，在金善宝的带领下育成多个“京红号”小麦良种，并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陈佩度大学毕业后进入金善宝的小麦品种研究室，被派往广东湛江南繁一线，那时候的湛江农村生活十分艰苦，在物资十分匮乏的状况下，他披星戴月，边观察、边探索。远在北京的金善宝通过一封封书信鼓励、支持他的工作，最终他和小麦品种室的成员一起育成了“宁麦3号”，成为江苏省麦区的主栽品种，获得1983年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奖一等奖，并成长为农业科技界有名望的教授、小麦专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金善宝的助手们也没有虚度年华。他们分析气象资料，驰而不息地奔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把春小麦新品种的选育时间从10年缩短为3～4年，育成多个良种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小麦专家，实现了“早出成果、早出人才”的愿望。

搭桥铺路筑巢引凤

金善宝深知，要发展现代农业，首先要建立一支过硬的科研队伍。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倾心培养教师队伍，选派教师到国内外交流学习。为广罗人才，他经常给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亲友写信，动员他们尽快回国。他在信中热情宣传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及欣欣向荣的景象，满怀激情地写道：“回来吧，祖国需要你们，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你们，祖国人

民等待你们归来！只有在祖国的怀抱，你们所学的专长才能大有作为！”一批批远在海外的莘莘学子在他的召唤下回国，并经他的力荐走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

1956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从事核农学研究的徐冠仁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国时，他冒着极大风险把亲自参加育成的高粱雄性不育配套种子带回祖国，经过几年的努力，首次育成了杂交高粱，并在1973年取得推广达2000多万亩的好成绩。金善宝积极向农业部部长沙风写信介绍其感人事迹，在上级组织的关怀下，徐冠仁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考察，并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对我国原子能在农业上的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冠仁回顾往事时深情地说：“金先生执教数十年，桃李满天下，为我国育才作出了卓越贡献。不仅如此，金先生在尊重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也是大公无私，忠诚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20世纪60年代末，科学界纷纷利用杂交优势培育玉米、水稻等作物，然而小麦的杂交研究却成效甚微。1978年，致力于小麦不育系研究的越南华侨邓景扬博士向金善宝汇报了自己的研究进展，几次实地考察过后，金善宝认定这是一项世界一流的研究，对邓景扬鼎力相助，力荐他的论文发表在一流刊物，特批了6个研究生指标，并积极向副总理方毅汇报。凭借金善宝的“火眼金睛”，经过邓景扬、刘秉华等几代科学家的不懈努力，矮败小麦技术于2010年与“三峡大坝”“大庆石油”等成果一起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通过这项技术培育的小麦也已在中华大地结出硕果。

1977—1978年，金善宝为南京农学院的复校两次致信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积极奔走下，南京农学院于1979年1月恢复重建，在1984年更名为南京农业大学，并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1978年，恢复建制的中国农科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一贫如洗，金善宝拜会副总理王震，并多方协调，终于通过世界银行的贷款征购了1000亩试验地，并兴建5000平方米

办公楼。随后，又陆续购置一大批先进仪器，培养一大批人才出国深造，为这支全国农业科研单位综合科研能力排名第一的“王牌部队”打下了坚实的“家底”。

功成身退著史立传

1982年，87岁的金善宝多次向中央组织部、农牧渔业部申请，希望推荐年轻同志担任中国农科院院长。同年12月，他接到了国务院任命他为中国农科院名誉院长的任命书及中央组织部同意他退居二线的复信。

卸任后，金善宝就提携后学专门接受了《人民日报》的采访，他说：“科技界年龄老化的现象很严重，老人下不来，新人也上不去，势必给四化建设带来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主张老专家也要有个正规的行政退休制度。我退休很晚，是不足取的。”谈到选拔人才时，他说：“退是为了工作，不能一退了之，首先要选好接班人。不仅要选拔中青年科技人员当领导，还要给他们以应有的学术地位。特别对那些基层科技人员，不能光看论文、外语水平，应根据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贡献授予职称。”

“用人之道当其壮，这是古人留下的金箴宝训。”金善宝对科技界存在的论资排辈现象深感不安，他说：“必须革除这个弊端，老专家也不应恋栈贪位。年轻人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可不能让‘大树底下不长草’啊！现在正当用人之秋，不能叫千里马老死于槽枥之间。”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金善宝经常收到一些青年来信，询问老一代农学家的经历和成就等，有些刊物也常送来一些农学家“小传”的文稿请他审阅。他认为，趁着一些老科学家还健在，应该“抢救”这类资料。他的这一想法与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提议不谋而合，并在87岁高龄担任了《中国现代农学家传》的主编工作，并明确了两点入选条件：一是爱祖国、爱人民；二是在科学上有卓越建树，治学严谨、联系实际。

审阅文稿是一项细致严谨的工作，而且许多被列传人是他早年的同学或学生，作为见证人，一些史实也需要他慎重审定，工作量很大。耄耋之年的他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1985年和1989年先后出版两卷《中国现代农学家传》，较系统、完整地介绍了百余名农学家的生平和贡献，为继承和发展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精神、研究方法和科技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7年，92岁的金善宝借《神州学人》杂志的一角之地向年轻学子吐露心声：“积60多年之经验，深知农业科学的天地最广阔。‘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但是老夫耄矣，我寄希望于广大中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目前国内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都还比不上国外，但比我们当年已好上千倍！纵观几千年历史，你们的确是生逢盛世！振兴中华这个极其艰巨而光荣的历史责任落在你们肩上，你们能不感到骄傲和光荣吗？”

（转载自《科学家精神》丛书《育人篇》。撰稿：中国农业科学院李明轩；资料整理：谭光万）